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副教授 张鹏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与重大举措。学科水平决定大学层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建设一流的学科，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须要有新理念、新思路。大学学科组织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劳动组织，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最根本在于提升学科的持续性知识产出能力。长期以来我们在学科建设实践中，倾向于以课题、论文、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显性产出指标作为评价依据，学科建设也主要依靠要素集中投入带动学科知识产出的增长。这样一种学科建设模式是否符合学科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 是否适应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新目标？在开启一流学科建设之际，对上述问题有必要给予关注，约瑟夫•奈（Joseph Nye） 的软实力理论可以为我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一、学科软实力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其特点主要在于“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使他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在力量的运用方式上，“硬实力”主要靠诱惑（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而“软实力”主要靠思想吸引力或制度所构成的柔性力量。由于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刚柔并济，以柔克刚”的思想，软实力的概念在中国得到了从民间到官方的广泛认同，并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如约瑟夫•奈最初关注的是国家层面的软实力，国内相关研究则进一步引申出企业软实力、城市软实力、大学软实力等概念；又如软实力的内涵最初主要指向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国内相关研究又将其拓展到组织对内的凝聚力、向心力等方面。概括来看，广义的软实力概念主要指组织所具有的非物化的、以柔性方式起作用的能力特征。

学科软实力正是由广义的软实力概念衍生而来。我们把学科组织视为大学最基本的基层学术组织，学科组织直接承担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职能。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中所表现的显性实力与水平体现了学科的硬实力，其通常以学科梯队的结构与规模、学科成果的数量与水平、学科平台的条件与层次等为表征。与之相对，学科软实力则包含那些决定学科组织实力与水平的非物化因素，这些因素难以被直观地观察到，也很难通过量化的指标衡量。约瑟夫•奈在论及国家软实力的来源时曾指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依赖三种基本资源：它的文化（在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它的政治价值观（当他在国内外遵循这些价值观时发挥作用）以及它的对外政策（在他人认为这些政策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时发挥作用）”。可见，构成软实力的基础在于理念与文化的层面，学科组织的软实力亦然。基于学科组织自身的特点，我们认为学科软实力主要由学科组织文化与学科组织制度两个方面构成。

其中，学科组织文化是指学科成员所共享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它通常是学科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围绕学科组织使命积淀与发展而来的。组织行为学认为，组织文化会增强组织承诺，增加成员行为的一致性， 进而有利于组织的正规化。学科文化同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它如同一种社会黏合剂，无形中促使学科成员在学术动机的确立、学术领域的选择等方面趋于一致，有利于促进学科成员在学术活动中的协同与合作。在现实中，具有清晰组织文化的学科，其学科成 员往往具有更强的归属感，学科成员之间的联系也更密切。可以说学科组织文化是提升学科组织化程度的理念基础。

如果说学科组织文化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那么学科组织制度就呈现为具体化的个体行为规则与组织运行模式。按照诺斯的观点，制度由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规则构成，学科组织作为一种学术性组织，学科成员之间的关系体现出较强的民主性特征，因此学科组织制度更多表现为学科成员之间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则。学科组织制度明确了学科内部的运作方式、学科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学科资源配置的规则办法，学科组织制度完备与否直接反映学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学科组织制度建设滞后甚至缺失的学科，学科成员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除了知识领域相近之外往往鲜有合作，学科组织仅仅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尽管学科组织文化与制度具有多样性，且随学科类型及学科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富有差异。但总体上，学科组织文化与制度的成熟度决定学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进而影响学科组织的知识产出能力，这是学科组织软实力的体现。基于组织文化与制度的学科软实力，对内体现为一种凝聚力，有助于增强学科成员间的向心力与归属感，将原本松散的学者群体整合为高效的知识劳动组织；对外体现为一种影响力，而且是在学科间竞争中难以被复制和模仿的核心竞争力，是学科组织获得长期可持续的知识产出能力的保证。

二、一流学科建设为什么要重视软实力

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目标之前，学科建设一直被视为我国高校管理与发展的中心任务之一，各大学分别提出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主线”或“抓手”等说法，从国家到地方也都出台过大量的学科建设政策。 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有必要从以往的学科建设实践中汲取经验。反思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学科建设实践，无论是各级主管部门还是大学自身，均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倾向：重学科硬实力发展、轻学科软实力培育。 这种片面性具体表现在学科建设重要素投入，轻文化与制度建设。

从1987年的全国第一次重点学科评选开始，我国逐渐形成了国家、地方、学校三个层面的重点学科建设格局，重点学科建设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制度范本。在重点学科建设制度下，学科建设到底建什么？我们可以从相关的政策文本中寻找答案，在教育部2006年印发的《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第七、八、九条涉及学科建设具体内容的陈述：其一，凝练学科方向是做好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规划的核心；其二，师资队伍是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关键；其三，基础设施条件是国家重点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三条总体上围绕学科发展中的人、财、物要素。由此可见，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围绕各个学科方向进行学科要素投入，重点开展师资队伍与基础条件建设，以此促进学科水平的提升。与此相对应，在学科建设成效的评价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才梯队、平台条件、学术产出与交流等外显性因素上。

不可否认，过去近三十年以来的学科建设大大促进了大学学科的快速发展，也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大学的水平，但这种过度依赖要素驱动的学科建设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事实上，这一思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领域的发展模式具有相似性，即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外延式扩张模式。集中的要素投入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伴随边际收益递减效应，这一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经济建设领域，我国已经走上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道路。同理，要素驱动的学科建设模式也存在资源使用效率不高、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当前，由此衍生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浮现，如学科建设中引进的专家、院士很多时候仅仅成为大学争取资源的“符号”，并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学科的知识生产活动中；学科基础设施条件的过度投入与重复建设，降低了学科建设资源的实际使用效率；作为学科建设产出的论文、课题在数量上呈现繁荣，却鲜有开创性、突破性的重大成果。这些现象表明，片面重视学科硬实力、忽视学科软实力的建设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提升。

针对上述问题，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实现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以内涵提升带动外延发展。这就要求学科建设遵循“体”“用”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基于对学科组织内涵的正确认识。在学科建设的语境下我们所指称的学科，并非一般意义上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而是围绕特定的知识生产领域，通过人、财、物的配置组成的一个实体组织。因此学科建设的对象是大学中的实体组织，而不是知识分类体系。就作为实体组织的学科而言，“用”对应学科的硬实力，主要从外在的、显性的角度反映学科的实力与水平，具体体现在队伍、平台、产出等方面的指标上；“体”对应学科的软实力，更多地根植于学科组织自身的组织建设，主要体现在学科的组织化程度上。过去我们在学科建设上的缺陷实际上是片面强调“用”的方面，忽略了“体”的培育。就学科组织的知识产出能力而言，“体”与“用”是“一体两面”的，“体”“用”结合才能触及学科建设的关键。通过资源投入以及人员集聚，的确能从短时间内扩大学科规模、增加学科产出。但从长远看，真正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科知识产出能力的是“体”的方面，它才是学科发展中的内驱性因素。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需切中要害，以学科软实力的培育为学科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三、怎样培育学科软实力

针对学科软实力的内涵，培育学科软实力实质上就是通过提升学科组织的对内凝聚力，使学科成员由松散联系走向紧密协作，推动学科由虚拟组织转变为实体组织，由此发挥学术生产中的团队流学科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大学学科组织的发展现状，着重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共同且清晰的学科使命。学科使命模糊甚至缺失在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很多时候学科成员间仅仅是面向项目申报或者围绕资源获取建立临时性的联系。各级学科建设主体通常也只结合建设周期提出学科发展的中短期目标，这些目标往往集中在“用”的层面且较为离散。总体而言，学科组织的使命不够清晰，学科成员的使命意识也不够强烈，因而学科组织的凝聚力偏弱。学科使命阐明了学科存在的目的，界定了其学术活动的疆界，也反映了学科特色的自觉定位，是学科内部一切学术活动进行的依据和边界，也是一个学科所承载和追求的目标。学科使命为学科的学术生产统一了方向,能有效集约其他所有的学科要素，对学科组织成员起到凝聚作用。学科使命体现了学科组织的发展愿景，这样一个崇高目标能对学科组织的内部成员起激励作用，同时也能为学科组织的学术人力资源配置与阶段发展规划提供依据。另外，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策略上看，科学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很多发展方向，任何一个学科组织都不可能在所有的学科方向上争创一流，学科使命的清晰化有助于学科组织以点的突破跻身一流之列。

第二，凝练传承积极向上的学科精神。学科软实力必定会在学科成员的精神面貌上有所呈现，成熟的学科组织普遍都形成了富有学科特色的精神传统，在一些学科中还将学科精神以显性的学科形象标识呈现。我们在2006年对当时的国家重点学科的调查中发现，80%左右的受调查学科都有提炼自己的学科精神，如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科的“立足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科的“在奋实基础上锐意创新”。这些成熟学科组织的学科精神文化一般具有健康向上、团结公正、崇尚真理等共性特点， 这样的学科精神无疑会增强学科队伍的凝聚力， 改善组织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遏止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行为。在学科这样一类学术性组织中，包含组织文化在内的柔性机制是调节学科成员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在一流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引导学科带头人关注学科精神的凝练。这是因为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组织文化的源头往往指向该组织的创始人。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学科带头人往往是学科精神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学科带头人在遴选学科成员时会有意识地效应，带动提升学科组织的对外竞争力与影响力。在建设世界一选择与学科精神相容的学者，在日常工作中也会身体力行感染学科成员。

第三，完善学科的内部制度。按照组织学的原理，组织成员行为受规则和程序指导的程度反映组织的正规化程度，内部制度的建立甚至被视为组织生成的主要标志。软实力理论中也把制度与文化因素看作组织间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同理，学科内部制度建设是实现学科组织实体化、保障学科组织团队化知识生产活动的重要环节。在构成学科软实力的各项要素中，学科制度为学科使命的实现提供保障，也是学科精神的具体体现。学科制度的内容涵盖面较广，诸如学科内部的科研协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奖惩制度、分配制度、学术活动制度等都是学科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完善的学科内部制度是学科组织稳定运行的基础， 成熟的学科组织内部制度正规化程度往往比较高。我们在对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的访谈中发现，学科带头人的领导风格对学科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首先应当引导学科带头人关注学科组织化及相应的制度建设，以降低学科运行的组织成本，减少学科发展对个人的依赖。此外，应当把学科内部制度建设明确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之一，并在学科绩效评价中予以体现，以此保证学科建设的人、财、物配置效率，真正落实学科建设由要素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从根本上提升学科组织的竞争力。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